请你如实供述!售假刑事案件办案手记

详细说明

 2018-04-27 宋鲲鹏 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

前言:

       “坦白从宽”是我国一贯坚持的刑事政策,司法实践中也一直被广泛运用。然而,由于法律规定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这一政策却越来越陷入困境,社会上流传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并非个别现象,这一句话也是对现状不满的写照。这也导致有些犯罪嫌疑人凭借其行为隐蔽性强、查证难的特点,对抗审讯。囿于侦查机关对涉案证据不能完全收集和掌握,实践中确实会出现因为没有嫌疑人的口供导致一些关键事实无法查证,嫌疑人从而得以就轻处罚或证据不足被释放。这一结果是因为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以及证明标准的法律规定所致。但涉嫌犯罪的当事人万万不可过分迷信这样的运气,在有些案件中不配合调查、拒不交代事实相反并无任何有利可图,最典型的就是售假类刑事案件中,因为当事人隐瞒销售记录、销售价格等证据,最终被指控的犯罪数额往往会远远高于实际销售价格。下面将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和真实案例来告诉你为什么要“请你如实供述”。

                                                           (图片来源于网络)


       社会生活中,售假行为一般可分为“以假充真”情形和“以假卖假”情形,根据销售产品是否伪劣,涉嫌的罪名又相应的区分为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烟草类)非法经营罪等。

这类案件中,销售金额、货值金额、非法经营额等往往成为案件定罪量刑的关键。我们先看看相关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0号,2001年4月10日起施行)

        第二条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

        伪劣产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金额3倍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销售的伪劣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7年4月22日联合发布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确定。

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7号,2010年3月26日起施行)

      第二条  伪劣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尚未销售的,货值金额达到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金额定罪起点数额标准的三倍以上的,或者销售金额未达到五万元,但与未销售货值金额合计达到十五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销售金额和未销售货值金额分别达到不同的法定刑幅度或者均达到同一法定刑幅度的,在处罚较重的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轻处罚。

       查获的未销售的伪劣卷烟、雪茄烟,能够查清销售价格的,按照实际销售价格计算。无法查清实际销售价格,有品牌的,按照该品牌卷烟、雪茄烟的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零售价格计算;无品牌的,按照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上年度卷烟平均零售价格计算。


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9号,2004年12月22日起施行)

      第九条  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销售金额”,是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

       第十二条  本解释所称“非法经营数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过程中,制造、储存、运输、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已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制造、储存、运输和未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侵权产品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


      通过这些司法解释,我们可以较为清晰的看到,售假类刑事案件中,完全销售的,销售金额按照实际销售价格计算;部分销售时,未销售部分的货值金额按照标价或已经查清的销售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

       没有标价或不能查清实际销售价格的,未销售部分货值金额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或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

       需要说明的是,这三种计算方法并非由司法机关任选的,而是递进性的,只有按照前种方法无法认定时才适用后种方法进行计算。

       实践中,售假产品一般少有标价,且行为人为逃避罪责,一般不会承认自己已经销售 的事实,拒不提供实际销售价格或提供不实无法查清,司法机关则会根据法律规定参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或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指控犯罪数额。这样,行为人就可能会承担更重刑罚的不利后果。


       下面,我们从两个真实案例中可以更直观的理解售假类刑事案件中当事人如实供述、主动提供销售价格证据的必要性。

   案例一:田龙泉、胡智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675号)

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以田龙泉、胡智慧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向浦东新区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4月,田龙泉、胡智慧在义乌小商品市场订购买人大量印有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和国际足球联合会注册商标的打火机、毛绒玩具、钥匙扣、足球、双肩背包等商品,并租借上海市浦东新区雪野路某居室作为仓库存放上述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伙同王鑫(另案处理)在上海世博园附近进行销售。后被执法机关查获待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共计24种14216件,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价格认证中心按被侵权商品的市场中间价鉴定,共计价值人民币466756元。法院认为,田龙泉、胡智慧为获取不正当利益,明知是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仍予以销售,且待销售额按照被侵权商品的市场中间价计算达46万余元,数额较大(注:现行法律规定货值金额达25万元以上应认定为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由于涉案侵权商品上未予标价,其实际销售价格亦无法查清,故鉴定机构根据被侵权商品的市场中间价计算侵权商品的价值符合法律规定。遂判决:田龙泉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胡智慧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没收查获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一审判决后,原审被告人田龙泉和胡智慧均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主要理由是:其销售的侵权商品有实际销售价格,原判依据的价格鉴定完全依照市场中间价进行鉴定不符合法律规定,鉴定金额明显偏高,原判量刑过重。田龙泉的辩护人还提交了一份送货单,上面记载了被告人销售的部分侵权商品的名称、数量、单价、总金额及收货地址,用以证明被告人销售的部分侵权商品存在实际销售价格,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采纳,并重新审核涉案侵权商品的销售金额。

二审期间,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对辩护人所提交的送货单进行鉴定。经鉴定,该份送货单上的字迹系被告人田龙泉书写。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该份送货单与其他相关证据具有关联性,在证明部分涉案侵权商品实际销售价格方面能够形成相互印证的关系,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之一。上海一中院并结合在案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以及销货清单、送货单等书证,认为,原审依据的价格鉴定书完全以市场中间价计算尚未销售的全部侵权商品的销售价格,认定侵权商品的销售金额46.6万余元过高,以此为依据对二被告人作出的量刑不当,应予纠正。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本案涉案侵权商品的销售金额总共为271242.62元,故依法改判如下: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田龙泉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胡智慧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没收查获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案例二:苏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中国裁判文书网,(2017)粤01刑终281号刑事判决书) 

广州市白云区检察院以苏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向广州市白云区法院提起公诉。原审法院认定:2016年2月开始,被告人苏某在未经MCM注册商标所有人授权或者许可的情况下,在本市白云区,销售假冒上述注册商标的背包。同年5月24日14时许,公安人员在上址抓获苏某,并缴获假冒MCM注册商标的背包共1510个。经鉴定,上述假冒MCM注册商标的背包共价值人民币10003000元。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苏某无视国家法律,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遂判决:被告人苏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六千元;缴获的假冒注册商标的手袋一批,予以没收。

一审判决后,苏某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销售价格过高,辩护人主要认为在一审中提交的销售单据能够反映实际销售价格,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而直接导致货值金额这一案件事实未予查清,从而导致量刑过重。

就辩护人在原审法院审理期间提交的销售单据的证据采信以及上诉人苏某销售涉案侵权产品的已销售金额、货值金额的认定问题,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苏某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原审法院及本院审理期间的供述和辩解以及苏某的妻子杨某乙通过辩护人向原审法院提交三本销售单据的情况显示,苏某归案后是试图隐瞒包括已销售数量、销售价格在内的具体案情,而不交出销售单据、不提供销售单据的调取线索,但在公诉机关以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指控犯罪数额后,为确证实际销售价格远远低于指控的价格以达到减轻罪责的目的,苏某或者其家属才决定将上述销售单据作为证据提交给原审法院,由于该销售单据牵涉本案是否共同犯罪的问题,故苏某及其妻子对单据的填写开具过程的说法存在含混甚至不合常理之处。本院认为销售单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应当取决于销售单据本身的记载内容以及苏某对销售单据记载内容的合理解释。……该销售单据足以证实本案中已售出的侵权背包的数量、销售金额以及被查扣的侵权背包的实际销售价格。二审法院经审理最终查明:自2016年2月起,上诉人苏某销售明知是假冒MCM注册商标的背包,其中在同年4月至5月近两个月期间售出前述背包139个,销售金额共计12750元。同年5月24日,公安人员在广州市白云区,并在该商铺内查获了苏某尚未售出的假冒MCM注册商标的背包1510个,货值金额共计139950元。广州市中级法院对苏某关于原判决认定的销售价格过高的上诉意见以及辩护人关于原判决对货值金额未予查清并导致量刑过重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据此依法改判:上诉人苏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六千元。


       诚然,犯罪嫌疑人犯罪后逃避罪责、避重就轻本是人性使然,不应苛责,但在售假类刑事案件中,当事人若能及早如实供述和提供售假相关价格证据材料,实际是完全契合坦白从宽法律政策与其自身趋利避害诉求的相互统一。当然,具体案件会有不同的特殊情况,作为诉讼风险把握以及辩护策略选择,仍然需要结合具体案件进行专业评判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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