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民法总则学习之二 ----新民法与刑法的简短对话

* 来源 : * 作者 : 宋鲲鹏 * 发表时间 : 2017-03-28 * 浏览 : 2
0

《民法总则》对民法基本原则、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责任和诉讼时效等基本民事法律制度都作了规定,确立了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则。《民法总则》的颁布施行,对我国刑事司法也必将产生多方面的重大影响。籍此学习《民法总则》之际,笔者就新民法的一些规定与当前刑法以及刑事司法实践的互通或者偏离做了部分整理,以期大家共同探讨。

 

   一、《民法总则》第十五条: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

 

       该条系对如何认定自然人的出生时间、死亡时间的规定。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行为人的出生时间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行为人是否因为作案时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而无须承担刑事责任,也直接关系到对行为人予以量刑时是否具备未成年人、老年人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和死刑适用等。《民法总则》关于对自然人出生时间的认定规则同样适用于刑事司法实践。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即规定: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相关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但是无法准确查明被告人具体出生日期的,应当认定其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对于犯罪行为人的出生时间,司法机关首先是在采取了所有手段和措施的情况下仍无法查明的,才属于年龄确实无法查明,此时应当遵循就低不就高原则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对其年龄做出推定。这其中就要求司法机关应按照《民法总则》规定调取行为人出生证明、户籍登记等有效身份登记记载材料并结合其他证据准确认定行为人作案时的年龄。

 

   二、《民法总则》第二十条: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该条是对《民法通则》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定的修订。由此引申到是否应当降低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值得关注。当前社会频发的校园暴力事件和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恶性案件确实让人担忧,但是否因此就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尚需慎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导致低龄未成年人实施危害行为的问题。大量实证数据和研究表明,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根源是家庭监护、学校教育、社会治理出现了问题。相反,刑事司法应将建立独立的少年刑法和司法制度,加强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以及对实施危害行为的未成年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采取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的干预处置,则更为迫切和现实。

 

   三、《民法总则》第五十一条:被宣告死亡的人的婚姻关系,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灭。死亡宣告被撤销的,婚姻关系自撤销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复,但是其配偶再婚或者向婚姻登记机关书面声明不愿意恢复的除外。

 

       该条是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37条(被宣告死亡的人与配偶的婚姻关系,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灭。死亡宣告被人民法院撤销,如果其配偶尚未再婚的,夫妻关系从撤销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复;如果其配偶再婚后又离婚或者再婚后配偶又死亡的,则不得认定夫妻关系自行恢复)的规定。《民法总则》的新规定还需解决死亡宣告被撤销时,配偶和被宣告死亡的当事人应同时向司法机关或婚姻登记机关表明是否愿意恢复婚姻关系,否则会出现死亡宣告后配偶或被宣告死亡的当事人与他人结婚后再声明不愿意恢复婚姻关系如何适用重婚罪的难题。

 

   四、《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该条首次明确了自然人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与刑法等其他部门法规从不同角度对个人信息保护共同提供法律保障,借助于不同救济方式更全面地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惟值得研究的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公民个人信息内容范围与《民法总则》的规定是否一致,如有不一致时又该如何协调,以及司法实践中关于个人信息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的合理界限。

 

   五、《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七条: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该条从民法层面明确了互联网数据权和虚拟财产权都属于民事权利的一部分,但对于这类新型民事权利留待其他特别法予以规定。基于虚拟财产与传统意义上的财物在权利内容、载体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能否将虚拟财产纳入财产犯罪的侵犯客体,在刑事司法领域无论是学理界还是实务界均争论已久。现如今对照《民法总则》如此审慎的规定,遵循刑法一贯注重的谦抑性要求,似乎不宜将虚拟财产解释为刑法中的财产,随意扩大刑法中财产的范围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请输入标题     bcdef

   六、《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一条: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

 

       该条系基于对未成年人的特别保护所作的特别规定,今后如能就该类诉讼的证据问题继续作出保护规定方为圆满。有学者建议将来配套立法,借鉴知识产权的立法经验,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不能确定的,由法律直接规定一定数额的赔偿。参考民法诉讼时效的特别规定,刑法中对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追诉时效是否也需要作出特别规定,恐怕不是简单类比的问题,还应结合刑事追诉时效制度特殊的立法目的予以平衡。但在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实践中,囿于刑事案件的赔偿范围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难以对受害未成年人进行全面的保护,而事实上,性侵犯罪对未成年人最大的伤害恰恰是心灵创伤的精神损害。

 

这里已调用系统的信息评论模块,无需修改!
这里已调用系统的评论列表模块,无需修改!